一粒盐

从振海遗址的陶灶中凝结

最终融入现代生活

不仅是连云港的四千年盐史

更见证了中国从史前文明到现代社会的变迁

近日，连云港振海遗址考古成果的发布，将连云港盐业生产史从距今3000多年的西周时期，向前推溯了一千多年。这意味着，长江以北沿海区域的规模化海盐生产源头，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时期。

振海遗址龙山时期海盐生产区

“

"连云港的盐业遗址贯穿多个关键历史阶段，形成了连续、成熟、体系完备的制盐技术谱系。"

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林留根教授

林留根教授对连云港盐业遗址的评价，恰好契合汉字"鹽"的构形，让我们从一个汉字中，看到港城四千年的盐业史。

象征朝廷管控的"臣"

代表制盐原料的"卤"

作为生产主体的"人"

承载制盐过程的"皿"

它们不仅记录了盐的生产本质，更暗藏着文明绵延的密码。

1

从“卤”到“皿”

史前煮海制盐的初探

“盐”字的古老源头，可追溯至“卤”字的甲骨文形态：一个盛有液体的容器，四周分布着点状符号，生动再现了盐粒结晶析出的过程。

而振海遗址的考古发现，正是这一古老字形最鲜明的史前注解。

振海遗址远眺

振海遗址坐落于连云港市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，总面积约7.8万平方米，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。

此次发掘成果以龙山时期遗物为主，共清理出龙山时期土台1处，清理龙山时期盐灶7座、房址9座、沟33条和灰坑112座。部分盐灶内原位保留了用于煮盐的厚胎红陶盆，并伴有大量同类陶片及鸟喙形陶支具。考古人员还对遗址内特定灰坑（推测为卤水坑）填土进行的科学检测显示，其盐分含量显著高于普通生活灰坑。

这些遗迹与遗物，共同指向“卤”（海水）与“皿”（陶器）的最初结合，构成了一套功能相对完整的早期盐业生产系统。

尽管遗址下层还有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有待深入研究，但振海遗址的发现，不仅将“煮海为盐”的传说落地为考古实证，更在时空上填补了中国史前海盐生产的空白。

鸟喙型鼎足

陶支柱、陶垫具

“振海遗址还可能与连云港藤花落遗址、丹霞村遗址等共同构成盐业文化集群，为两淮盐业的历史溯源找到了关键源头。”在连云港盐业考古新发现专家指导会上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指出，振海遗址并不是孤零零的存在。

它不仅可能与本地同期遗址形成资源互补与经济联动，而且在大汶口文化堆积中发现的良渚文化陶器，是否暗示着两地曾存在制盐工艺的跨区域交流？

林留根教授也分享深层的思考：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，恰是古国文明的早期阶段，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节点。大汶口文化能产生广泛影响力，核心在于其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，而对资源的开发、利用与掌控，正是这一进程的重中之重。

已知河南永城王庄遗址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，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曾有过“西渐”运动，对中原地区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那么连云港周边的史前盐业遗址，是否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，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？

这些有待解答的学术命题，为探索早期社会分工体系、区域贸易网络构建以及社会复杂化演进路径，打开了全新的研究视野，也赋予了相关考古工作更深远的文明探索意义。

2

从“皿”到“人”

技术与组织的进化

进入西周，“人”的智慧与能动性在制盐活动不断增强。随着人口增长与社会需求扩大，“卤”与“皿”不断优化，进而进化出更为完善的制盐技术和生产组织，推动连云港盐业从原始生产迈入规模化、专业化发展阶段。

2023年发掘的板浦尤庄遗址也是连云港地区先秦盐业的又一重要突破。该遗址主体年代为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，文化堆积性质相对单一，是以盐业生产为核心的遗址群。这里发现了布局清晰的盐灶、淋卤坑、摊灰场地等完整遗迹，并出土了大量煮盐陶器与陶支脚。这些发现，都指向一种更为先进、高效的工艺——“淋煎法”。

尤庄遗址发掘揭露盐灶（北向南）

元代成书《熬波图》中曾详细记载了“淋煎法”的工艺：先在海滩高盐分的土地上“种盐”，布撒草木灰吸附盐分，收集“盐花”；再将盐花与草木灰用海水淋滤，获得高浓度卤水；最后煎卤成盐。此法不再完全依赖直接煎煮含盐量低的海水，而是增加了人工提浓卤水的关键步骤，极大提升了燃料利用率和产盐效率，是古人对自然规律深刻洞察与巧妙利用的结晶。

技术的进步必然推动生产组织的复杂化。尤庄遗址布局清晰、功能单一的制盐遗存群，意味着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与集中管理。到了战国时期，位于赣榆的盐仓城遗址，则清晰地展示了产、储、运一体化中心的形成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明确记载其为“盐仓城”，《魏书·地形志》也提及此地有盐仓。从单纯的“生产地”到具备仓储与转运功能的“节点”，标志着盐业经济体系的初步成型。

汉代，连云港盐业进入了一个鼎盛阶段。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，作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、最完整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，还原了当时盐业管理的细节。

根据1993年连云港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《东海郡吏员簿》木牍中记载，西汉时期的海州地区有“郁州”、“北蒲”、“伊卢”三大盐场，仅“北蒲”配备吏员就有二十六人。这支庞大的管理队伍，即便以今日眼光看，亚搏app官方网站也堪比一个产盐区县级管理机构，足见当时海州盐业经济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印证了《盐铁论》中“朐鬯之盐”（即海州淮盐）的名声远播。

尹湾汉简《东海郡吏员簿》

3

从“人”到“臣”

制度管控的强化

“鹽”字顶端的“臣”，揭示了盐业与古代国家制度的深度绑定。自春秋管仲“官山海”之策，盐利便成为历代王朝财政的支柱，其管控贯穿生产、运输与销售全链条。

这种管控在唐宋时期的生产工具上体现得尤为深刻。连云港市博物馆珍藏的宋代“盘铁”（盐䥕），就是一件标志性物证。这件长180厘米、宽170厘米、由四块铁板拼合而成的巨型煎盐器，铸有“熙宁七年，字二”铭文。它由汉代煮盐专用器具“牢盆”演变而来，其使用方式极具时代特色：为严防私盐，盘铁由官府统一铸造，分块分给盐民，煎盐时拼接成锅，用以熬煮卤水，事后立即拆分收回。明代《菽园杂记》与弘治《两淮运司志》对此均有记载。

“盘铁”不仅是一件生产工具，更是国家权力直达生产现场的物理象征，是“臣”字在盐场上的具象化。

甲子河内出土盐䥕，现藏于连云港市博物馆

管控也体现在运输命脉的掌握上。唐代，为保障两淮盐运，朝廷开凿了北起海州、南达涟水的“官河”（即后世盐河前身），成为连云港盐运往扬州的关键通道，也为后世“连扬盐缘”埋下伏笔。

“安史之乱”后，为解决财政危机，盐铁使第五琦、刘晏相继对盐法进行改革，使得两淮盐业得以飞速发展。据《新唐书・食货志》记载，海州盐“岁输司农”，即直接供应中央财政。

直至民国，两淮盐运使公署迁至板浦，并修建猴嘴大型盐坨与铁路专用线连接陇海铁路，依旧是这种国家主导的运销体系的延续。

4

从“煮”到“晒”

制盐技术的绿色转型

在“臣”的严密管控下，“人”对“卤”的利用智慧并未止步。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工艺革命，从明代中期悄然兴起，其核心是从依赖燃料的“煎煮”转向利用自然力的“滩晒”。

明成化年间，连云港板浦人丁永首创“砖池晒盐法”。此法先筑土池引入海水，利用日光风力初步蒸发成卤，再将卤水引入内壁铺砖的池中进一步晒制成盐。此法省却了昂贵的燃料成本，所得盐品更为纯净，是生产效率的一次重大跃升，沿用了约400年。

清代，因“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”，盐场建设备受重视。板浦场在康熙年间合并他场，产盐规模于淮北盐区长期领先。随着海岸线东移与滩涂拓展，更为高效的“八卦滩”晒盐体系在晚清逐渐成熟并取代砖池。其布局完全顺应自然蒸发原理，圩、河、格、塘环绕如太极八卦，将阳光与风力的利用臻于化境，堪称传统时代“绿色”盐业的智慧巅峰。

真正的现代转型发生在20世纪。1936年，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在大浦兴建了苦卤厂，主要生产精盐、苦卤、溴素，开创了江苏海盐化工的先河。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“塑苫池结晶工艺”开始推广，用塑料薄膜苫盖结晶池，实现了阴雨天照常生产，使海盐生产彻底进入全天候时代，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升，标志着海盐生产进入了科技主导的新时代。

如今，大规模的传统盐田生产虽已渐次退出经济舞台的中心，盐文化已深入城市生活。海州五大宫调中，仍传唱着“熬波煮雪”的盐民歌谣；当地美食“豆丹”“清蒸梭子蟹”，以海盐炝拌提鲜，保留着最本真的“海味”。就连盐河，这条始建于唐代的人工运河仍在发挥作用，只是运送的不再是食盐，而是承载着游客的游船。

读懂了一个“鹽”字，便读懂了这片土地四千年深沉的过往与充满可能的未来。

振海遗址的意义，在于让我们看清，如何让沉睡的古遗址“活”起来，让古老的智慧“传”下去，将盐业历史融入城市文化名片与现代文旅发展，或许是连云港在新时代需要继续书写的新篇章。

作者&排版｜新华日报见习记者 黄煦

供图｜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连云港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连云港市博物馆